硅星人聯系上孫玲時，她正在柬埔寨隔離中轉，猶豫該何去何從。向前是孤注一擲前往美國，8千元飛紐約，在裁員大潮中找工作、保簽證;向后是2萬元飛中國，接受一個潛在的工作機會。

孫玲近乎“逆天改命”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網：

她出生于湖南農村，12歲輟學，學過理發(fā)、干過農活，終于說服父母讓她讀完高中。她19歲高考失利，成為深圳流水線上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、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。

靠著微薄的工資，她拼命攢下學費，上編程課，最終如愿獲得了一份能坐在辦公室里的工作。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學的本科，苦練英語，又用9個月攢了12萬元前往美國留學。

孫玲就讀的不是名校，但重視個人能力的美國科技行業(yè)接納了她。孫玲畢業(yè)后如愿以償成為了紐約的一名高薪軟件工程師， 年薪約合人民幣80萬 元。

她沒有楊超越式的機遇一夜成名，而是花了十年時間、嘗試了一切 可能，從高中學歷的工廠流水線女工蛻變成紐約的高薪工程師，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個平臺上。 她的故事予無數人激勵和希望。

然而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。

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，孫玲因父親病逝回國，突如其來的旅行禁令讓她無法返回美國，她被解雇了。失去了工作，她的簽證寬限期只到七月底。

孫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關注與共鳴，也是許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縮影。硅谷超過七成的科技員工不是美國出生，支撐起科技行業(yè)的他們卻正在被一步步驅逐：工作簽證收緊，旅行禁令加重。很多人羞于開口講述自己的困境，已經默默離開美國。

孫玲的微信簽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：要心存善念，因為每個人都可能在打一場硬仗。

硬仗

當國際交通因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時，孫玲卻在中美兩地之間飛了三遍。

孫玲春節(jié)回國一到機場就聽說武漢封城了。此前很多人勸她不要回去， 但她 必須回國， 父親的健康狀況持續(xù)惡化，“可能是我陪父親過的最后一個春節(jié)了”。

隨著疫情進一步爆發(fā)， 很快特朗普政府發(fā)布旅行禁令。身在中國的她爭分奪秒飛回紐約機場，禁令已經生效，但她幸運地被海關放行。很多科技員工沒有孫玲那樣幸運，他們成為了第一批滯留海外無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。

然而孫玲回到紐約一個月后，陸陸續(xù)續(xù)收到家人發(fā)來的信息，告訴她父親的病情惡化越來越快，催她“快點回來”。

孫玲向公司申請了84天探病假期，公司那時就警告她：如果不能在假期結束前返回美國，你就會被解雇。申請流程還未走完，孫玲就毅然飛回了中國。

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，父親去世。村民們聽說孫玲從美國回來，又有一場喪事要辦，便紛紛給她打電話，讓她去做檢測、隔離。

孫玲在縣城的賓館里隔離了14天，甚至無法參加父親的葬禮。由于父親病逝，她的假期也變成了因私假期，縮短到只有30天。由于嚴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，孫玲最終沒能在喪父后及時趕回美國。

她被解雇了。

孫玲陷入了迷茫，短短一個多月之間，父親去世了，工作沒有了，美國回不去。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她開始和村里的孩子們一起轉山玩，“他們玩什么我也會跟著玩，跟小朋友待在一起，我覺得比較容易開心一些”。

很多人曾問孫玲人生的最低谷是在什么時候。她覺得不是在流水線上工作的時候，不是咬牙攢下十幾萬元出國留學的時候，不是那些辛苦工作學習的日日夜夜。

她告訴硅星人：最近一段時間應該是我人生低谷的一個時候。

自從出來打工之后，她覺得生活真的沒有那么困難。很多人認為她經歷了很多，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但對她來說，到了那一個階段，就做那一個階段的事情，是一種“順其自然”。

她甚至覺得自己很幸運：“雖然確實付出了努力，但是都獲得了回報。這個就比很多人幸運了，很多人都付出那么多努力，卻沒有得到對等的回報。”

可是這一次，疫情蔓延與國際政策都不由她個人左右，前途渺茫，似乎真無力與天爭。

美國低迷的就業(yè)市場已經讓外籍員工失去了依托。美國雇主原本告訴她，如果她能夠回到美國，就可以立即重新雇傭她?？墒撬l(fā)現， 前往美國的中轉路線 一度關閉。直到五月底，孫玲才發(fā)現從柬埔寨轉機這條路線，各種中轉攻略、互助群也成熟起來。

當孫玲確定了回美國的路線，詢問公司能否再次雇傭她時，公司卻告訴她“沒有客戶公司，沒有崗位”——疫情已經斷了無數人的美國工作夢。

孫玲在領英上發(fā)文章求助。她不知道失去了工作之后，她的實習簽證是不是連入境美國都會被拒絕。

枷鎖

外籍員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：2019年，谷歌獲批了2678人的H1B簽證，亞馬遜獲批3026人，Facebook獲批1518人，微軟獲批1701人……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，硅谷71%的科技員工都不是美國出生。

然而工作簽證一直是美國外籍員工身上的枷鎖。在美國收緊一系列簽證政策之前，實習簽證OPT的累計失業(yè)天數不能超過150天，工作簽證H1B失業(yè)后，必須在60天內找到新的工作，逾期就是非法滯留。

今年外籍科技員工更是膽戰(zhàn)心驚：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脅收緊簽證政策，終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簽證申請人發(fā)放簽證。一些曾經為了保留簽證而在公司掛靠的外籍員工，發(fā)現續(xù)簽都遭到了拒絕。

人們更加擔心這只是前奏，OPT實習簽證續(xù)簽會不會也被收緊?今年新的H1B簽證還能不能簽發(fā)?

一些硅谷科技員工向硅星人表示決定回國，一些人則考慮前往加拿大。在美國的失業(yè)裁員大潮下，被裁員、難再就業(yè)、簽證難以續(xù)簽、被迫離境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不僅是針對中國外籍員工，美國似乎對全球外籍員工關上了這扇門。

很多科技員工受到了精神上的打擊。被裁員之后，有段時間孫玲晚上睡不著，每天精神狀態(tài)都不好，學習效率又很低，如果能夠學習專注兩個小時內已經很不錯了。

她開始在國內求職、面試，國內的面試難度也在加大。有朋友還告訴她：“國內加班真的很嚴重，嚴重到你沒法想象的一個程度”。

孫玲知道自己的狀態(tài)不穩(wěn)。電話面試之后她就患得患失。”只要是自己哪里說的不太好，意識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時，就會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做不好，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一個小電話都會打擊到心態(tài)。”

在低谷中，孫玲也對自己產生了懷疑：“有時候我真的會很討厭我自己，因為一天下來學習都不在狀態(tài)，就會覺得怎么會那樣子，一看到那些人那么厲害，技術也很厲害，然后再就拿那些優(yōu)秀的人跟自己對比，就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會很打擊自己，很鄙視自己。”

有很多人受到孫玲的經歷鼓舞，燃起希望努力去突破自己人生的困境。也有人質疑她：“你不就是外包員工。”

這讓她更加渴望努力去獲得一份大公司的工作：“我也是心里想得到外界的認可，自己還沒有成熟到，‘你們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吧’。心里還是渴望大廠認可，成為一個正式員工，成為一個更優(yōu)秀的人。”

孫玲的實習簽證原本還可以再續(xù)簽兩年。在疫情發(fā)生之前，她原本希望充分利用這兩年時間探索可能性、探索她能有所作為的工作，然后決定在美國還是回中國發(fā)展。

這次在簽證失業(yè)寬限期將滿之前，她決定至少要嘗試返回美國。

“我就想如果去美國發(fā)展，冒一下險折騰，我覺得我都可以承受。最后如果真的是發(fā)展不下去了，花很多錢回國，那也沒關系。但至少我已經試過了，多給自己多創(chuàng)造一些可能性。”

選擇

孫玲在領英上發(fā)布了自己的遭遇、尋找工作機會。很多人幫她轉發(fā)讓更多的人看到，很多人聯系她，表示即使不能為她做什么，也會給她鼓勵的話語。

這些鼓勵也讓孫玲振作起來：“這些東西都很打動我。然后又讓我去思考，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來鼓勵我，我如果還是處于那種比較消極的狀態(tài)，我都對不住自己，也對不住他們。”

有人安慰孫玲：“你要相信世界終將會走出無知和偏見，全球還有其許多偉大的國家，好的機會，澳大利亞永遠歡迎你。”

一名加拿大籍工程師給孫玲留言，表示自己也經歷過這種糟糕的簽證問題，但是“美國的工作機會值得你費盡這些周折”。

在美國出臺政策，停止向海外申請人發(fā)放工作簽證后，吳恩達等眾多科技領袖抨擊這類政策。很多人回憶當初都是拿著一張工作簽證在美國工作，最終才有機會成為了企業(yè)家、CEO。

孫玲還是拿到了兩個無薪實習的職位，這樣的職位不能幫她續(xù)簽OPT簽證，只能幫她入境美國。在柬埔寨隔離期間，孫玲也通過了一家國內一線大廠的所有技術面，如果收到了錄取，她猶豫是否應該就此掉頭返回中國。

孫玲很想念紐約平靜的日常生活：

“早起，然后去公司閱讀兩個小時，上一天班回去之后，晚上還可以去玩飛盤，周六的時候還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。雖然可能在美國沒有這邊沒有中國的朋友多，但是很安逸美好。”

“平靜有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狀態(tài)。”

孫玲說曾有人問她，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，要付出所有去美國留學，就為了拿那個學歷。“我說不是的，那個學歷在國內也不會太被認可。”

對于孫玲來說，去美國的最終目的是“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”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，如果找不到，她還是會經歷一些不一樣的事情。 她所看重的，也只是一個過程而已。

“如果真的最后沒有一個好的結果，真的沒有一個好工作，只能是去做一些臨時或者是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，我覺得我也是可以調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，去做那份工作。”

她漸漸找回了正常的狀態(tài)，在柬埔寨隔離的十幾天中，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學習、健身，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飯、學習、睡覺三件事，有時晚上做一些面試。

“辦法總比問題多，遇到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。即使可能情況沒那么好，沒那么完美，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，就是我的一個最低的要求了。“

在這場時代浪潮中，她可以甘于平凡，卻不能甘于平凡地潰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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